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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濠江彩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7 22:55:3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观点交锋3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她说一年多来一直在纠结,在摇摆,然后再论证,“最后论证来论证去,认为在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情况下,先完善我们的收容教养制度,然后再对这种低龄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惩治与矫正相结合,这条路可能是中间路线, 但是是理智的、可行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伦生则认为,不论是追究刑事责任,还是送入收容教养机构,都会引发一个问题,“污染的传播,毛病会互相传播互相污染,就是说这娃娃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毛病,出来的时候可能成了10个毛病了,一项全能可能成了10项全能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低龄暴力犯罪数量少不具有普遍性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事了近24年少年审判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、广州中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认为,应该以审慎的态度看待刑责年龄,并且一定要基于相应的数据和理论分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海仪也强调了数据基础的重要性,她认为,首先要有数据基础,来判断涉罪的未成年人是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,而不是因为个案做决定。“法律是有滞后性的,法律的制定需要综合考量各个因素,首先必须要对数据进行有效分析,提供科学而客观的依据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燕表示,调研过程中发现,如果一味降低刑责年龄,意味着有更多的低龄未成年人进监狱,“监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,可能会形成一种监狱化的人格。这些孩子很年轻,未来是要走向社会的。那么他如何回归社会?将来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?这是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她表示,刑法作为公法、民法作为私法,二者确有不同,但是,主张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适当调低刑责年龄,并不涉及公法与私法的关系,并不是要将刑责年龄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调到同一个标椎,而是在刑法现行的刑责年龄基础上适度下调,避免未满14周岁的低龄暴力犯罪“一放了之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帆则表示,对于未满14周岁的低龄暴力犯罪,目前还没有合适的、有效的教育挽救制度,“所以我认为刑责年龄可以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,这是我支持的一个理由”,她说,有人认为追究刑责、关入监狱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,但是实际上监狱除了惩罚,其实也同样有教育的功能,“可以针对青少年做一些特殊的安排,这并不妨碍对青少年的教育保护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此,他不主张将来再有收容教养所,建议采用社会矫正制度,“现在不是有司法所吗?司法所对于监外执行、免于刑事处罚以及保外就医的,都实行社会上的改造,监管社会矫正。对于未满14岁的孩子他犯了罪的,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,但送到司法所,家长、学校签责任书,把责任落到学校、司法所和家长的身上。这种挽救教育方式远远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种封闭起来的方法,对孩子的成长、融入社会都非常有好处”。